（免费番外，求大家一张月票！）

1907年8月初的一个清晨，18岁的阿道夫·希特勒把最满意的五幅画挂在墙上成一列，看了又看。

两幅取自莱昂纳尔·索雷尔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两幅取自《老人与海》，最后一幅则是《歌剧院魅影》的高潮场面。

每一幅都是他耗尽心力画出来的杰作，他认为这些画既有学院派的古典、庄重，也有索雷尔先生喜欢的印象派的轻灵、朦胧。

虽然他从小就临摹《加勒比海盗》连续图画书，但也知道小说、剧本的插图与那些用画面讲故事的“格子画”不一样。

他把索雷尔先生的这些作品读了又读，认为自己把握住了其中的精髓，最后找到其中最能打动人的文字，描摹成了画面。

在寄出以前，他又把每张画翻过来，在背面写上题目、原作章节和自己的姓名。

随画寄去的信只有一页，法文是他查着词典写成的。

【尊敬的索雷尔先生：

您的作品是我艺术的启蒙，让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代，帮助我走上了美术的道路。

如今，我冒昧地以您的作品为基础，绘制了几幅插图，现在寄给您，希望您能拨冗一看。

如果您认为我有培养的价值，我愿意前往巴黎，从最普通的工作做起……】

阿道夫之所以敢写这封信，是因为欧洲的年轻画家之间一直流传着一个故事——

20年前，一个来自摩拉维亚的无名青年也曾把画寄给索雷尔；不久，巴黎寄来梦工厂美术部的邀请和旅费。

这个青年去了巴黎，几年后又为莎拉·伯恩哈特绘制《吉斯蒙达》海报，一夜成名。

他的名字，叫阿尔丰斯·穆夏。

这个故事在慕尼黑、布拉格、维也纳的青年画室里越传越神。

有人说索雷尔亲自挑出了穆夏，有人说他在画背后写了“让这个年轻人来巴黎”……至于其中多少是真的，已经没有人在意。

年轻人只记住了最要紧的部分：一个籍籍无名的人把画寄往巴黎，某天忽然收到回信，从此命运改变！

阿道夫当然也在做这样的梦。

他亲自把画送到林茨邮局，听到邮资时犹豫了片刻，但还是多付了一笔挂号费。

此后每天上午，他都会留意送信人的脚步。

最初，他认为巴黎需要时间鉴赏；但到了第三个星期，他已经开始怀疑邮局弄丢了包裹，于是拿着挂号凭据去问了两次。

邮局职员查过记录，告诉他邮件已经送达巴黎，收件处也签收了。

这反而让他的心情变得更糟——原来画并没有遗失，只是他没有收到回信而已。

但到了8月底，家中收到的仍然只有账单、医院通知和亲戚的问候。

没有盖着巴黎邮戳的信，没有梦工厂美术部的邀请，更没有索雷尔的亲笔信。

他原本已经在地图上规划如何从林茨前往巴黎的路线；如今，这份规划只能停留在纸上。

他的母亲克拉拉·希特勒的乳腺癌病情已经很重，但依然关心这个儿子的前途。

她知道儿子曾为另一座城市准备过行李，也知道他在为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而焦躁。

她拿出家中所剩不多的积蓄，姨母约翰娜又添上一些，亲戚们凑出了一笔足够支付车票、房租和几个月生活费的钱。

“巴黎太远了。”母亲对他说，“先去维也纳吧。”

阿道夫不相信自己的才华没得到索雷尔的赏识，宁愿相信是某一个秘书把它们压在了某只箱子底下，他没有机会见到。

但只要维也纳美术学院承认他的才华，他就可以再寄一次给索雷尔先生。

到时候，那个该死的秘书应该不会再把一个经过帝国最高美术学府认可的画家当作普通投稿者。

——————————

9月初，阿道夫乘火车离开林茨，在维也纳西站下车，这座城市没有让他失望。

马车、电车、汽车、公共轨道车和密密麻麻的行人挤满街道，帝国各地的口音混在一起，显得异常繁荣又生机勃勃。

放下行李的第一个下午，他便去了环城大道，此后又把艺术史博物馆、霍夫堡、宫廷歌剧院和美景宫逐一看过。

他尤其迷恋巴洛克建筑——巨大的穹顶、成排的圆柱、托住阳台的石像和向两侧展开的台阶……

宫廷歌剧院花掉了他每天预算中最不该动用的一部分，即使他买的是最便宜的站票，但也让往后三天的菜里没了肉。

此外，他都在认真地准备考试，他也知道维也纳美术学院厌恶什么。

在那些教授眼里，插图只是替文字作说明的货色，不是画家的正途；连续图画书更加低贱，是哄骗儿童和工人的廉价玩意儿。

学院培养的是历史画家，不是通俗读物的图画匠。